部落格

《不能没有你》是一部情绪化的电影，它看似写实：影片根据真实事件改编，又采用手持摄影机摇动拍摄，画面色彩过滤到黑白色调，采用非著名演员及实景拍摄方式；却是一部情绪激昂，又不乏诗意的抒情电影。从影片的名字便可看出导演的非客观非中立的立场，影片叙事过程中，导演更是夹杂了许多路灯、油轮及现代化都市的空镜头场景，配以情绪化的音乐，调节影片节奏的同时，刻意营造出一种无力的惆怅和缓慢的漠然。

简而言之，影片讲了一个单亲家庭的父亲为相依为伴的私生女儿落户口的故事。在现代化高楼大厦背景下的小渔船里，孤独相伴的父女俩生活在这个城市的最底层，为了让适龄女儿及时入学读书，父亲奔走于台湾的各级政府机构，以便让女儿与自己的户口落在一起。其实仔细说来，与其说父亲在奔走于落户口，不如说是在努力让社会机构认同他们的身份及父女亲属的血缘关系。父亲在被警察频繁搜寻与茫然游走于街头的生活中，感到自身身份的缺失与匮乏，为了获得这一身份认同，他四处求助，苦苦相求，在一次又一次调查与追问中，伴随着希望与失望的频繁交替，身份的缺失让父亲终于绝望，无奈夹杂着茫然无助，他只得抱着女儿走上天桥自杀。

影片又不只是在说身份找寻。影片中父母俩入戏的第一个场景，便迅捷简单地交代了两人的生活状态：贫穷、无序、游离于这个现代化都市的最边缘。他们可能是大部分民众的生活缩影，也可能是现代化建设中后富起来的那一小部分，但他们以一个个普通人的生活常态，洋溢着贫苦生活下的绵绵温情：父女俩一起在天台上洗衣、父亲下海时女儿一直在船上巴望着他、父女俩一起骑摩托车快乐地游走在城市夜晚的街道上，等等。这些最温情的场景构成了这部旨在叙事残酷生存故事的情感基调：爱。导演一方面强化社会在这对父女俩的生存苦难的同时，又不时传达出父女俩之间的这种刻骨的感情，导演似乎是刻意在残酷的社会现实与绵延的人间情感之间做一个平衡，在这种平衡中，他找到了一把对抗残忍社会现实的坚韧武器，就是爱与温情。导演刻意让人间情感取得胜利，最后父亲站在晃动的小渔船上，与女儿再次亲切相望。

影片的故事叙事方式相当简单，中间大幅故事采用闪回的讲述方式，单线人物叙事。导演刻意回避许多复杂的人物身世叙述和激烈的戏剧化冲突，阿妹的母亲虽然是片中关键的叙述要素，但是她从头至尾都没有在影片中出现过，只是在父亲与人交谈的只言片语中，我们了解到这位母亲的大体脉络。这样大胆地轻情节轻戏剧化，或许是导演的有意为之，他在最简方式讲述故事线索的同时，强调的是故事内部的一种诗意化的感情。写实与记录不是导演的表达重心，这部影片最大的成功之处，也是导演最大的野心之处正在于：故事在赋予导演主观见解的同时，采用的极端情绪化的叙述方式。这种情绪化，又隐忍又难抑，或许这正是诗意电影的要旨所在。

闪回场景中的第一个镜头，在一片锣鼓声中，一场轮船起航拜神仪式上，父女俩入画。父亲沉默地坐在一边，呆望着那尊神像，多年生活的颠簸流离、经济状态的不如意在这淡然的眼神中，被我们窥到了他内心的苦痛。有意味的是，影片全篇采用手持摄影机移动拍摄，这样的摄制方式或许是基于小成本拍摄资金的考虑，但在这里，形式和内容完美地结合，不断晃动的镜头恰到好处地迎合了父女俩以及社会边缘人的那种漂泊不安定的内心焦虑感。在影片中我们也看到，父女俩居无定所，寄居在一个随时可能被警察强制搬走的铁板房里，父亲的摩托车上放着铺盖，随时准备在路过的学校教师里睡一觉。或许正式这样残酷的生活条件和不安稳的生活状态，让父女俩在内心深处建立了最稳固的感情线，这条线把他们牢牢地捆绑在一起，相互温暖，相依为命。

影片多处采用灰调处理叙事。在第一场交代父女俩生活的房子时，导演用窗外射进来的阳光作为道具，非常规过度曝光底片。故事中父女俩的生活就像是这灰白的影调一样，平淡、简单、又荒冷。影片多采用小景深摄影，人物与背景故意安置在一个平面上，导演在这个故事的讲述过程中，回避了立体化、多面化的生活场景构图，用平板与灰白色的影调，把主角人物紧紧压在画面背景中，生活的冷漠压得人不得喘息。

影片采用强烈对比的方式，虽没有出现富裕生活的场景写照，但是在影片背景深处，父女俩的小房子外面，却是一片现代化的高楼林立。豪华游轮往往就停泊在父亲工作的小渔船旁边，富裕奢华的生活看似近在咫尺，触手可得，实际上，确如天上的星辰一般，不可企及。

在影片的构图方面，导演可谓颇有用心。父女俩在一起的第一个镜头的构图便极有意思：远处豪华游轮在画面最上方，天台上洗衣服的女儿被安置在画面中间，睡醒后寻找女儿的父亲被挤在画面的最下方。三层递进中，在同一画面中看到了上层和底层生活的强烈对比。在影片最后，父亲与督导会谈的场景中，导演运用窗帘的巧妙布置，把会谈中的人物压扁在画面最中间的位置，一个个硬线条的窗帘纹理，犹如层层包裹的社会制度，在这包围中，人无力挣脱。

正式在这样温情又贫穷的日常生活描述中，构造出一幕幕诗意的场景。整部影片细细咀嚼起来，就像是一首涨然的叙事诗。一个场景的故事讲述之后突然缓慢的节奏，伴着优雅的或者欢快的音乐，悠然又意味深刻的长镜头，像是诗歌段落之间一个短暂的空格，收殓叙述进度，积攒诗意情绪，以便过渡到下一段落的叙述中。

上面仅从影片文本本身评析，从社会文本角度，影片也进行了多重设置。戴笠忍师从杨德昌，他继承了台湾新电影主将们对社会现状和人的生活状态的哲理化思索，侯孝贤在自己的电影中用淡淡的长镜头和忧思的归乡意识，表达对台湾身份的茫然；杨德昌则用形而上的说教及愤懑表达现代化社会中人的精神缺失。在父亲下水的时候，他的工具锤上刻着“台湾”。一个生活器具上刻着地域名，不得不说是导演的有意为之，这座祖国的宝岛，就像是片中的父女一样，苦苦找寻着自己的身份，以期望回到社会法律认可之下，回到社会国家之中。在父亲最后一次去立法院的时候，导演刻意加了市民反抗台湾当局的场景，疲惫的父亲和女儿在政府门口，失落地徘徊在萧索的街道中，背景处是当局人员收拾抗议标牌残局的场景。

与此同时，这又是一部反思媒体自身的电影。第一个场景与闪回之后的最后一个场景，都是媒体大幅度报道父女俩自杀的镜头。媒体的报道是否真实？媒体是否切身体恤当下民众的生活状态？在看报道的一群小混混的打赌声中，这个看似严肃的社会事件从沉重中走出来，成了市民无聊生活的一个戏剧段子，导演用民众的戏谑成功进行了反讽的表达，更让人痛心，更显现深刻。

在父女俩骑着摩托车的幽暗的路灯中，在父女俩一次又一次失望的身份找寻中，在父女俩无助的背影和疲惫的叹息中，导演用诗意的叙述方式，讲了一个底层民众需要被社会认可的故事。诗意的惆怅有如天边那些忽明忽暗的云，充斥在影片的起始到结尾。好在，影片的结尾中，温情战胜了失落，父亲站在摇晃的小船上看着女儿。接下来会是什么呢？我们无从所知，但那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导演诗的结尾留给我们一个激动人心的感叹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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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月⑤号

早上打电话去发了下脾气，哎，我也知道这样不好。

可是最近心情一点儿也不好。

就让这一切赶紧结束吧吧吧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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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代青年与存在主义

今天开始写博。

昨天一夜没睡看了一部《黑炮事件》，翻了翻几本书，思考了些问题，和最近的生活状态有关，关于人的自由与社会选择。昨天我妈妈打来电话，她建议我开始“正经生活”，这篇文章算是我的一点想法吧。

存在主义哲学认为（首先我并不完全认同存在主义者的全部观点），人的制造不同于物，物质制造的流程总是概念先于存在，一个桌子被生产出来之前，就已经在制造者的脑海中产生了他的概念与用途，换句话说，物的有用性先于物的本身而存在。而人不同，人在被任何概念确定以前，人的实体就已经被存在于世上了。只有人自己可以确定自己的本质，自己的责任和自己对社会的意义，前提是，人决定自己本质的思维要先长成，然后才可以自己去选择自己。在个人思维能力长成之前，父母及其身处的社会可以对个人行为给以引导和帮助，但是。

但是，这份引导和帮助往往被夸大了，于是新成长的个人被剥夺了自我选择的自由。我们从小到大，遵从于父母的意愿，准确地说，应该是社会的整体意愿，生下来被社会教导该说什么样的话，读什么样的书，与什么样的小朋友交往，然后按照社会整体意志，被送进了由它所选择的小学，中学，大学，读他为我们选择的课本与教材，然后被社会主流意愿选择了热门且实用的专业，毕业之后，社会帮你选择了它所认可的工作和婚姻。生下来一个孩子，他和你做一样的循环。

当然有人会问你自己真正的想做什么，你若说是科学家，他觉得你疯了；你若说是送奶工，他觉得你是缺心眼。你的父母和这个社会从来不会真心想把你培养成一个快乐的送奶工或者一个伟大的科学家，他们总是想法设法把你训育成一个稳定的公务员。没错儿，你在自己二十岁的时候就可以看到自己六十岁的生活，在社会的竞争逼迫与道德引诱之下，你也难得有时间去问问自己是不是真的想一辈子去银行帮人数钱或者做一个质检员，稳定的收入以及道德的认可足以缓解个人对生命自由的追问。社会把人训导成他的一个部件，每个人都与其他人相同，持有同样的观点，做同样的事情，在同样的时间上下班，人像是工厂里的螺丝钉，每天的地铁运载着一批螺丝钉去一个地方，晚上再把他们运回来，第二天，第二年，周而复始。每个螺丝钉和第二个螺丝钉去一样的书店，买一样的畅销书，看一样的电影，与一样的人结婚，甚至连生出来的孩子都他妈的一模一样。他又进了一所小学，中学，结婚，质检员。

我并没有说主流是个贬义词，但是在主流之下，人真的有对自己的生命负起责任来吗，生命就像是一辆火车，从第一站做到了终点站，而这些路线、方向、站点都是社会帮你选择好的，当然舒适，免遭批判。但是作为一名当代青年，不应该去思考这条火车是不是通往自己要去的目的地吗，如果不是，难道就没想过换一辆车吗。

如果一个人的人生理想就是做公务员，做国家干部，或者结婚生孩子玩，然后他真的去做了，那么这样的人让我尊重。可是，在这么队伍中，有多少人是贪图其中的安稳与舒适而懒于对自己的生命和理想负起责任呢？物质生活的丰富让人缓解对个人自由的追求，就像是，一个在物质上及其奢华隆重的婚礼，加上亲朋好友的道德祝福，身在社会的幸福定义下的个人，还会去追问身边的这个人是不是自己真的所爱的人么。很难。

我觉得我有自由，首先有对社会公共价值观不信任的自由。我得自己去选择自己想成为的那个人，我得自己去选择自己喜欢在一起的那个人。这种自由选择恰恰不是因为激情和冲动，而是对激情所负起的责任，对自己人生所负起的责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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